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庄园》中的有些情节就是取自俄国革命的真实事件，他在小说的序言中直言不讳的指责“大清洗”运动，指出苏联已经完全不同于1917年的样子，慢慢向一个等级森严的集权国家发展。而在任何一个政权建立的伊始，都不会刻意有计划地向集权方向发展，都会铺开一个光明远大的未来预想图，让任何一个见过的人都愿意付出不懈的努力向这个目标迈进。贝兰特•罗素在谴责苏联政府之前，也曾经写道俄国的年轻人比世界上任何别国的都快活，因为“他们在那边有一个新世界要创造，有一股为创造新世界所必需的热烈的信仰。俄国青年的信仰可能显得不成熟，但这究竟有什么害处呢？他正创造着一个新世界；而新世界是一定投合他的嗜好的，一朝造成之后，几乎一定能使普通的俄国人比革命以前更幸福。”奥威尔的小说中，甫一开始，动物庄园的长者只是倡导动物们紧密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它们的人类，还高唱了那首激动人心的《英格兰之兽》，带领大家“倾听快乐的佳音，展望那金色的未来”。
当它们真的革命成功，赶跑了人类，两位猪领导人一开始还像模像样的制定了“七戒”，誓要和人类划清界限。但是之后的局势却由两位领导人的意见相左，变成了一场内部斗争、排除异己的活动，发展到后来甚至成了血腥镇压的内部清洗。掌握权力的“拿破仑”（其中一只猪的名字）一步步背离革命的初衷，不许大家哼唱《英格兰之兽》，将“七戒”涂改掺水，对所有动物实行洗脑。到了故事的最后，猪和人类结成了盟友，并开始像人一样走路吃饭，直至动物们都分不清哪个是猪哪个是人了。
俄罗斯电影“烈日灼人”（Burnt by the Sun 1994）将背景放在了1936年的苏联，透过民族英雄红军上校科托夫•赛基•培特洛甫的遭遇，描绘了当年旷日持久的“肃反”运动给人民带来的巨大伤痛。电影并未运用刻画政治现实惯用的冷峻色调和激烈斗争场面，将画面定格在晨风里包裹着香气的乡间，翻滚着金黄色呢喃的麦田，母亲的歌声，妻子的巧笑嫣然和女儿的怀抱。这样浓厚温暖的氛围中，却隐藏着眼泪与冲突，不安与暴力一点点侵入到家园。
科托夫上校六岁的女儿纳迪娅有着孩童们初入世界的好奇，她单纯懵懂，只不过幼小的她也已经深受爱国精神的感染。每次有少年先锋队员路过，她都会绷起小脸，认真地行礼，希望有一天也能神气地穿上整洁的队服，昂首挺胸地走进队伍。历经坎坷的米特亚却不无惆怅地对她说，如果真的经历过一起起床、吃饭、做早操的日子，就会会知晓生活是如何埋葬一个人，且一并抹煞了他们的个性与天性。
当人们利用周末假期在湖边游玩时，广播里却一遍遍播放着庆祝解放胜利六周年胜利的话，并预警要进行毒气演习，每次结束前都不忘说一句：祝大家假期愉快。将不安与恐惧带进原本安宁的假日后，他们还不忘告诉大家这该是一个美好的假期，要知道自己是多么幸福。就像在说，我们不能游泳，不能嬉戏，不能享受静谧的午后，但是我们是如此幸福。他们似乎想要制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从未实现过的乌托邦，只不过不是通过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而是通过在艰苦环境中“提醒”幸福，潜移默化地让人们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将每况愈下的生存环境通过精神催眠硬生生变得“幸福”。
贝特兰•罗素在论及“幸福”这一话题时，曾说过：“动物只要不生病，有足够的食物，便快乐了。我们觉得人类也该如此，但在近代社会里并不然，至少以大多数的情形而论。”“黑客帝国”中的矩阵曾经创造过一个完美的虚拟世界，使人每日处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中，每一个欲望都得到满足，不多时日，他们就忍受不了这种安逸而精神崩溃了。不可否认的，疑虑和忧患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与生俱来的忧愁促使社会思考、进步，让我们在钻木取火后有了打火机，从咯吱作响的两轮马车坐到了平稳快速的汽车里，人们在永远追逐更完美生活的时候被焦愁所困。可是一旦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受到压迫和威胁，那么宽广的追求幸福之路将退化为走钢丝式的求生本能。
有一个关于“何谓幸福”的前苏联笑话，听起来难免有些戏谑，但也在哑然失笑的同时常到了辛酸的现实意味。在这个幽默对话中，古板的英国人认为幸福是冬天里的暖炉，浪漫的法国人说幸福是与金发女郎的一次度假，苏联人对于幸福的见解是当半夜有人敲门，你可以从容的告诉来者要捉捕的对象其实住在隔壁。这种幸福并非来自普遍意义上的心灵的满足或者精神的愉悦，而是出自命悬一线的侥幸存活，死亡竟然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针兴奋剂，让活着变成一种至高的荣耀与快乐。这种幸福和每日都在猎豹爪牙下逃生的羚羊感到生存的简单快乐并无二致，这种快乐是消极的，正如“醉酒是暂时的自杀，是不快乐的短时间的休止”，人们用更悲惨的境地来麻木不幸，提醒自己惨淡的生活还存留着“幸福”。对于个人，这是乐观精神，对于一个社会，这是精神上的慢性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