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3/10

①谭嗣同出生

1865年3月10日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巡抚谭继洵之子，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著名维新派人物。在北京半截胡同41号是他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代表著作《仁学》，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其候刑时，据说曾题诗“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②中国科学防疫第一人伍连德出生

1879年3月10日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市)，流行病学家、微生物学家和病理学家，中国检疫与防疫事业的先驱。20世纪初，他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机构20所，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并创刊《中华医学杂志》。在他的积极倡议下，中国建设了第一家自己的现代化医院——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879年，伍连德出生在当时隶属英国海峡殖民地的马来亚槟榔屿，其祖籍为广东省新宁县(今台山市)。

14岁时，伍连德就考取英女皇奖学金，然而因年纪太小，没能获准前往英国求学。翌年，伍连德再次考取奖学金，作为当年唯一合格者，迈进了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的大门。

一开始，伍连德的留学生活过得清苦拮据。微薄的奖学金，扣去房租、吃饭、日常开销等各种生活费用，所剩无几。当年英国的医学生，从四年级开始便被要求进入医院实习。在学校的安排下，伍连德来到伦敦圣玛丽医院实习，要求他在一年内完成20个助产任务。而在他离开圣玛丽医院时，实际完成了28个接生任务。

这一年的实习生活，让伍连德有机会接触英国下层。与上层社会形成的强烈反差，让他深受触动。

在剑桥留学的第四年，伍连德先后来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实习、研究。

在巴斯德研究所这一医学研究的“圣地”，伍连德受到了多位国际大师的指导。其中，一位导师是英国人霍普金斯(F.G.Hopkins)，他因发现人体必需的“维生素”而获得1929年诺贝尔医学奖。另一位，是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俄国生物学家梅契尼科夫(élie Metchnikoff)，他是肠道益生菌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按照当时的英国大学学制，从本科、实习、硕士到获取博士学位，一路顺畅地读下来，尚需要7年时间。在剑桥苦读的伍连德，则仅用了5年半就顺利完成博士答辩。

毕业后，伍连德以英国医学博士第一华人的身份，回到了仍属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此时的他雄心壮志，一心以为可以担当“医官”，施展所学。

然而，英国殖民部却告诉伍连德，因为他是华人，所以最多可以当副手，医官只能由英国人来当。这一沉重的打击，让伍连德几乎陷入迷惘。雄心受挫的伍连德来到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热带病研究。

在吉隆坡逗留的那段时间，伍连德过得并不如意。完成研究计划之后，他决计回到槟榔屿，自己开设私人诊所“悬壶济世”。

二十岁出头的伍连德年轻气盛，开业当医生之外“并不安分”，一心想做更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他活跃在华人精英圈，结识了同样曾获得英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的林文庆和宋旺相，至今，三人都被称为“海峡华人三杰”。受陈嘉庚邀请，林文庆曾担任厦门大学校长20余载。从事法学研究的宋旺相，则成为最早受封马来亚地区英国爵士头衔第一人。

20世纪初，中国深受鸦片之害，从东印度运来的鸦片，大都经马来亚地区加工之后再运往中国。伍连德在当地组织发起“槟榔屿禁烟协会”，联络社会各界享有声誉的人士，一起努力禁止鸦片。

禁烟运动得罪了英国，也得罪了当地从事鸦片加工和贩卖的生意人，伍连德因此生平第一次受到了陷害。

在伍连德的私人诊所，橱柜中收有一小瓶吗啡作为医用镇痛剂。按照当时订立的法规，不许个人私藏吗啡。伍连德申辩自己是注册医生，留有吗啡用于医治应是理所当然。而搜查者则言，伍连德没有按规定对吗啡进行登记。这让伍连德措手不及，由此，他被判败诉，罚款百元。

回到马来亚的几年，伍连德处处体味到身处殖民地所受到的种族偏见和歧视。另一方面，伍连德心中一直深藏着“中华情结”，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回到祖国。

1905年，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马来亚为当时必经之地。回到老家的伍连德，结识了考察团成员中一位年轻的外交家——施肇基。

五大臣出洋考察完毕回国，施肇基向创办北洋军医学堂(1906年更名为陆军军医学堂)的袁世凯建议，邀请伍连德到该校任教。军医学堂开出了丰厚待遇，伍连德看到了回祖国施展才能的机遇。

1908年秋，伍连德踏上了归国之路到达天津，担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一职，从此开启了服务祖国的人生历程。

1910年10月，中国东北暴发严重流行性鼠疫，先后共有约6万人死亡。疫病从西伯利亚传入，经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一路，迅速传播进入山东逼近中原。其中，作为当年皮毛商贩聚集地的哈尔滨傅家甸(今道外区)疫情最为严重。

天寒地冻，疫情所到之处，成山的棺材绵延数里，无法入土埋葬。

当时的东北已属于半殖民地，成为日本和俄国的势力范围。日俄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平息疫情，于是向满清政府施压，提出派兵进驻东北。

东北作为“龙兴之地”，清朝政府仍有一定主权。朝廷深知，如果疫情无法处理，中国东北的主权就有可能丧失殆尽，于是不敢怠慢，敦促外务部接管此事。

施肇基当时官至外务部右丞相，他将东北的严重疫情告诉了伍连德，并禀报外务部大臣那桐，决定以陆军军医学堂调查员身份，派伍连德前往东北了解疫情。

1910年12月24日平安夜，伍连德偕同一位学生抵达哈尔滨，随身行李中带了一架显微镜、一点细菌培养基。

到达哈尔滨的第三天，伍连德听说有一位感染者行将病逝，便急忙赶去患者家中。此患者是一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子，回天乏术，最终不治身亡。伍连德秘密解剖了这位女患者的尸体，从血管、心脏、肺叶等处提取标本做细菌培养，很快，他在显微镜下看到了鼠疫杆菌。

经过进一步分析，伍连德确认东北暴发的是“肺鼠疫”。其传染途径，并非如之前所设想，单纯从老鼠、跳蚤等动物疫源传染给人。人与人的飞沫传播，才是最为要害的传播方式。

考察之后，伍连德马上提出应对疫情的九点建议：(1)傅家甸肺鼠疫流行，已经被临床和细菌学检验充分证实。(2)该传染病几乎完全由人到人传播。老鼠感染的问题可以排除，因此当前扑灭瘟疫的所有努力应集中在流动人群和居民中。(3)严格管制西伯利亚边境满洲里和哈尔滨之间的铁路交通。(4)其他道路和冰冻的河流必须派人沿途巡视与检查。(5)在傅家甸征用房舍设立医院、隔离营。(6)从南方招募更多的医生和助手。(7)当地道台应为防疫活动提供足够的经费。(8)密切关注京奉铁路沿线。(9) 寻求与日本南满铁路当局合作，邀请俄国当局与中国政府在实施有关措施中进行合作。

对于人与人接触导致的飞沫传染，当时的人们没有任何防护知识和措施，肺鼠疫的流行自然非常迅猛。伍连德建议，每一个人都首先要做好自我防护。然而在当时的东北，只有日本人贩卖纱布和酒精。于是，伍连德用纱布设计了一种缝制简单的加厚口罩，要求所有防疫人员和居民必须佩戴，后来被称为“伍氏口罩”。

在伍连德的组织下，防护、隔离、消毒等疫区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但是，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却并没有明显下降。

此时伍连德认识到，绵延数里的棺材和仍在地上的尸体，如果不及时处理，将同样是可怕的疫源。怎么办?伍连德提出火葬。这在当时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下，是不被老百姓接受的重大突破。

如此大事，伍连德并不敢轻易做主，于是将此事告知施肇基，让他请求朝廷作出决定。几经周折，旧历新年之时，摄政王载沣最终答应依照伍连德的办法处理。随后，伍连德组织人力，三天之内将棺材和尸体全部火化，成为当时一项创举。

采取一系列措施之后，1911年3月初，哈尔滨肺鼠疫死亡人数为零，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伍连德的成功，很快震动了全世界。疫情扑灭后不久，满清政府拨款10万两平库银，邀请与中国有联系的国际各国，前来奉天(今沈阳)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研讨总结东北鼠疫。1911年4月3日，“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担当会议主席、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参会者中，有包括独立发现鼠疫杆菌的日本医师、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在内的33名鼠疫权威和传染病专家。

作为抗击此次鼠疫的总指挥，伍连德至此以“鼠疫斗士”之名享誉世界。此后，伍连德联合俄国考察团，在野外寻找鼠疫疫源，发现广布于草原的旱獭，是东北肺鼠疫流行的根源所在。

找到疫源后，伍连德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1935年，因为 “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并发现旱獭在其传播中的作用”，伍连德被提名为当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

疫情扑灭，伍连德继续在东北开展防疫事业，为中国作出诸多贡献。

他发起建立北满防疫事务处，成为中国第一个防疫机构，并订立一系列边境检疫制度，创建防疫体系。自19世纪中叶起的近百年间，中国的边境检疫主权一直被外国人把控，伍连德为收回我国海港检疫主权奔走。直到1930年7月，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海港检疫管理处，伍连德任处长。

有感于当时中国尚未建立自己的现代化医院，伍连德四处呼吁、募捐，创立了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所现代化医院——北京中央医院(今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伍连德先后在中国创设医院、医疗研究机构和防疫所等20家。

为推动学术交流，伍连德主持编纂《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报告大全书》，报告用中英文同时出版。1912年第一册问世，至1931年停刊共出版7册。

1937年，日军炸毁了他在上海的寓所，伍连德回到槟榔屿开业行医。至此，伍连德在中国30年的事业画上了句号。

在中国的30年间，伍连德积极促进学会活动，推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他积极筹办创立中华医学会，担任第二届会长并创办《中华医学杂志》；他是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微生物学会的发起人；自1910年起，他与王吉民医师合作，历经20余年写成《中国医史》，至今仍是我国唯一的英文版医学史著作。

1947年，中华医学会召开会议，伍连德受邀回国参会。重返故地，伍连德访问了他当年创建的几所单位。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到了晚年，在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建议下，伍连德开始书写自传。耗时近8年，英文版自传《鼠疫斗士——一个现代华人医师的自传》于195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8年1月，伍连德写信给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历史博物馆的老朋友——王吉民医师，希望能回国观光一次。上海卫生局在收到王吉民请求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报告，认为可邀请伍连德回国观光，特报请卫生部核办。

因当时特殊历史原因，伍连德回国观光的心愿，最终未能实现。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因心脏病逝世，终年81岁。

③滇红创始人冯绍裘出生

1900年3月10日

冯绍裘，茶学家、制茶与审评专家。滇红的创始人。在创制滇红，改进宁红、祁红、湖红以及安化砖茶的品质等方面做了开拓性工作；在改变手工制茶传统，推进机械加工方面作出贡献。是中国机械制茶奠基人之一。创立的工夫红茶升降拼配和初分精分工艺，显著提高了制茶品质和效益。

冯绍裘，字挹群。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县西渡乡。12岁离家，外出读书。1923年夏毕业于河北保定农业专科学校。1924年春，经农业专科学校同学、安化茶叶讲习所所长李厚徽的介绍到该所任教，从此踏上了从事茶叶工作的道路。1924～1932年，冯绍裘先后在湖南安化茶叶讲习所和长沙高级农业学校任教。开始，冯绍裘自知茶叶知识功底不深，又无实际产制经验，因而暗下决心，向当时的茶科主任方翰周、技术员梁喜光学习。在他们的指导下，他边教学边实践，渐渐熟悉了茶的栽制技术，为以后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3年，经方翰周推荐到江西修水，在当时的中央政府农业实验所和沪、汉两商检局合办的修水实验茶场任技术员，从事宁红荼初精制品质改进试验。第二年，按照立顿红茶小样，试制橙黄白毫碎茶(B.O.P)，其色、香、味与立顿红茶品质不相上下。1935年，由上海商检局茶检组吴觉农介绍，到南京原中央经济委员会农业处负责茶叶分级实验。他根据茶叶的老嫩、粗细以及香味浓淡，将红茶划分为1～5个级别，并确定了5个实物级样品。这是我国制定出的红茶第一套实物标准样。

1936～1937年，冯绍裘调祁门茶叶改良场任技术员，从事祁门红茶机械加工试验。在他的努力下，利用从日本引进的烘干机和从德国引进的小型揉捻机试制祁红获得成功，从而改变了祁红脚踩、日晒的落后加工方式和祁红茶区不采夏茶的习惯，大大提高了祁红产量和效益。1938年，受吴觉农邀请，冯绍裘赴湖北恩施地区筹建恩施茶厂。1939～1942年，去云南创制滇红，并建立顺宁茶厂(今凤庆茶厂)。1943～1945年，由云南调回湖南安化做砖茶苏销(销苏联)工作。1949～1954年，冯绍裘先后担任中南区茶叶公司副总经理、总技师并兼任汉口茶厂厂长等职。1954年区省合并，冯绍裘任湖北省茶叶公司总技师。在他的指导和努力下，湖北红茶初步实现了初精制半机械化生产，制定了茶叶采制技术标准，建立了茶叶加工、出口标准样，扩大了红茶生产基地和出口数量。1958年，在芭蕉茶厂试制红碎茶获得成功，产品出口到前苏联，获得专家的好评。为了提高茶叶品质，他还进行了加温萎凋实验，试制自动加温萎凋机、恩施“58型”红茶初制机，以及茶厂茶机联装和流水拼配实验，为我国茶叶加工走上机械化道路打下了基础。冯绍裘不仅擅长于红茶加工，对工夫红茶也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对茶叶审评十分精通，在茶界一向有“冯鼻子”之美称。早在1955年他在湖北宜昌邓村工作时，依靠鼻子嗅觉在仓库里把带有清幽兰花香的高香红茶一袋一袋挑选出来，系上标签，运往宜都茶厂，单独加工、单独成箱、单独出口，受到当时苏联茶师的好评。冯绍裘1949年被选为湖北省人民代表。1987年因病逝世，享年87岁。

④红色特工胡底诞辰

1905年3月10日

胡底，革命烈士，作为中共中央特科卓越的情报员和钱壮飞、李克农一起，打进蒋介石的最高特务机构——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龙潭虎穴，传递出大量敌人的机密情报。为表彰他们的大智大勇，周恩来曾经给予“龙潭三杰”的赞誉。李克农说：“胡底年纪最轻，而文笔才华最高。”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惨遭张国焘杀害，年仅30岁。

胡底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新街松元村一户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裳天、伊于胡底等。幼年随伯父胡继章读私塾，15岁时进入舒城城关植民小学。1921年，高小还未毕业，胡底以优异成绩考入合肥省立第二中学。1923年，刚进中学读了两年，便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

1924年，胡底经过同学吴鹿鸣的介绍，在北京的安徽会馆和钱壮飞相识。钱壮飞夫妇当时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读书，二人从此来往密切，成为挚友。当时钱壮飞住在北京西城平安里，胡底经常前来聚谈。1925年。他和钱壮飞、张振华夫妇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从中国大学毕业后。就住在钱家。

1926年，钱壮飞、胡底和徐光华合办了一家电影公司——“光华电影公司”。当时拍摄的《燕山侠隐》是我国早期的一部故事片，曾经送到日本放映。胡底和钱壮飞全家上阵，都当演员。钱壮飞年仅11岁的女儿蓁蓁也在片中扮演角色，父女同台演出，以后蓁蓁化名黎莉莉。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党的秘密工作。

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就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胡底得到党组织报警马上改名胡马，字“北风”；钱壮飞和他同时改名，化作“南飞”。

这年冬天，他们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其时，钱壮飞已经打进徐恩曾任局长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受到徐的信任。

钱壮飞自从1928年考进徐恩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日益得到他的信任。1928年秋天，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的私人秘书。徐是国民党C.C.系统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亲信，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当钱壮飞了解到这些之后、很想向党组织谈谈有关情况，希望得到党的高层领导指示：他在这里该当如何应付?

这时，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在中共沪中区委会任宣传委员。有一天，忽然在一家电影公司摄影棚内遇到胡底。他们是安徽同乡，在芜湖时就相识，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经过胡底的安排，这年11月初一个晚上.钱壮飞和李克农在胡底那个摄影棚里见了面。听完钱壮飞详细讲的这段经历，李克农说，你一个人在里面的确不好周旋，有没有办法再楔个钉子进去?钱壮飞想了想说.眼前倒是有个很好的机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招兵买马，扩充人员。现在缺少广播新闻编辑，要公开招聘。希望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进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李克农将有关情况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报告了中央，并且提出自己愿意报考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和钱壮飞、胡底在国民党特务机构里建立共产党特别小组的建议。周恩来同意李克农的建议。

经钱壮飞安排，李克农经过认真准备，以优异成绩连闯几关，于12月间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被任命为该局的广播新闻编辑。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胡底也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

1929年12月，陈立夫筹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进行秘密侦察、审讯的反共特务机构，责成徐恩曾来办理这件事。

徐恩曾到南京一上任，随即委托钱壮飞以其机要秘书名义，在南京组织一个秘密指挥机关。这时，根据中央特委的指示，李克农、胡底也趁此机会打进国民党这个最高特务机构。

1930年下半年胡底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胡底出任社长。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报告顾顺章叛变的电报。4月25日夜里均被钱壮飞在调查科“大本营” 里截获；他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经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中央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祸。

这时，胡底还在天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李克农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的别名钱潮，“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接到电报，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胡底离开天津以后，4月30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勾结日租界捕房赶到长城通讯社搜捕。当时李克农和从南京潜入上海的钱壮飞也都早已在上海闸北地区隐蔽起来。

胡底同钱壮飞于1931年8月一起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李克农到达中央苏区的时间稍迟一些。进入苏区以后，他们一直担任政治保卫工作，李克农任国家保卫局长，钱壮飞任红一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长、胡底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央军委侦察科科长。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但在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跟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工作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异常不满，常在一些场合流露他的愤懑。张国焘得知后恼羞成怒，竟将他和李克农、钱壮飞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严格控制起来，取消了他的乘马和勤务员，逼他带病自己背着背包“戴罪”行军。这年9月行至斯达坝与松岗之间，张国焘竟下令将其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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